佳文欣赏 | 生活在“鬼城”——康巴什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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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躺下来，取下他们白天里戴的面具，结算这一天的总账。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内心，打开了自己的“灵魂的一隅”，那个隐秘的角落，他们悔恨、悲泣........无论是在白天或黑夜，世界都有两个不同的面目，为着两种不同的人而存在

——巴金 《家》

前言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逐渐涌现出一大批所谓的“鬼城”。这些新兴营建的城市空间，在媒体话语中的主要特征，就是稀少的人口、空置的楼盘以及诡异的景观。到目前为止，媒体主要认为“鬼城”的出现，是源自当地政府为了实现土地增值与房地产商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愿望，从而导致城市空间的快速推进形成系列的荒凉景观。此外，许多学者直接采用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新城镇现状的描述——“鬼城”这一话语体系，选择性地忽略了新城镇正在发生动态变化的事实。他们仅仅关注到，中国鬼城的问题与房地产行业过度快速发展紧密相关，并且受到当地政府控制城市土地作为商品的野心驱动。但是却缺少社会文化的视角，对于这些新城镇的社会可持续性进行评估。

本文通过重点关注家的营建过程，利用Blunt和Dowling将其定义为“积极且不断产生‘家’的意义，并将人们嵌入景观中”的观点，旨在从社会可持续性角度出发，探讨关于“鬼城”的媒体话语和公众争论，利用地理学关于“家”的理论框架为居民的日常实践和家的营造提供基础和细致入微的理解，同时也对媒体宣传的“鬼城”话语做出回应。

CITE

Duo Yin, Junxi Qian and Hong Zhu.Living in the “Ghost City”: Media Discourse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Home in Ordos, Inner Mongolia, China.Sustainability,2017, 9(11),2019.

研究方法和案例地

 本文是团队关于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研究话题的另一阶段性研究发现。文章主要运用了文本分析法、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法，拓宽了对媒体话语的收集范畴，深入分析了康巴什相关的国际与国内媒体话语，并重点解析了居住在康巴什主城区的城市内部移民群体在康巴什的“家”的营建过程。这部分群体是目前在康巴什新区生活的主流群体之一。他们大多原本就居住在鄂尔多斯的其他区域，对鄂尔多斯较为了解，拥有较为体面的收入与稳定的工作，作为城市中产阶层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家”的协商能力。

康巴什区位图

研究发现

01

康巴什鬼城的媒体话语

首先，本文认为这些媒体话语是由一种先入为主的地理想象塑造的，他们对康巴什的描述是有选择性的、片面的。新城区的快速建设不仅出现在中国，作为资本的空间锁定，新城区大面积建设现象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存在。尽管如此，国际媒体仍然通过强调康巴什的独特性来阐述这些所谓“无家”的城市体验和风景的具象图景，意图呈现“鬼城”的意象。

其次，媒体话语虽然反映了城市空间的大规模资本化，却忽略了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景观化的“无家”现象与情感化的“家”的构建并非相互排斥。居住在康巴什的人被媒体描绘为，是由于激进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被迫迁移的消极接收者。实际上，国际媒体话语并非基于对康巴什居民实际生活经验有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究，因此无法理解本地居民的实践、惯例和意义。家的构建不是由宏观政治经济结构的线性决定，而取决于日常实践，是在政治、经济背景等多因素决定中自下而上的过程。

与此同时，本文通过持续的文本历时性研究分析发现，虽然一些媒体提供了康巴什在其就业、完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入住率的增长方面的客观报道，但许多国内媒体和其他亚洲媒体仍然延续国际媒体对康巴什的消极报道，推断康巴什失去了未来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并对这个城市的后续可持续发展存在疑虑。

02

康巴什居民“家”的体验

(1)连接“新、老”家园:跨地方连接实现“家”的构建

首先，康巴什新区与周围其他的城区之间具备便捷的交通连接性，来到康巴什工作与生活的居民，足以快速地在各个城区间流动。

虽然这种类型的通勤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新城镇不完整功能进行协商的一种方式，但频繁的人地互动，依然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对该地的情感认同。通过新旧家之间定期、规律的流动，营建位于不同地方的“家”成为康巴什居民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通过跨地区流动的家庭实践，使得两个“家”的功能和意义之间出现了显著分野。例如，在老城区东胜的老“家”的功能是维系亲友以及之前的社交网络，而在康巴什的新“家”已成为维持收入、体验安宁和放松的家园。这种联系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代表了精神归属的回归。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营造“家”的实践活动在加强了人们与居住地的联系的同时，也为新居和旧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机会。

(2)康巴什主城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

日常消费活动为主城区居民熟悉康巴什提供了一个机会与渠道。与鄂尔多斯其他地区相比，康巴什新区购买商品的消费空间和选择相对有限。在康巴什新区的用餐选择，主要集中在一家美食广场及其周边的消费空间内。于是，许多居民非常热衷于探索城区中不为大众所知的新场所和消费机会，以此不断扩展自己的生活认知地图。

与媒体所描述的无生气的街道相对比，康巴什每日都上演着较为丰富的日常休闲活动， 如散步，跳舞，唱歌等。这些生活在主城区的居民，通过丰富的休闲活动不仅增强了对康巴什城整体的归属感，并且在饶有兴致地向外界展演他们对康巴什优越生活环境的认同与骄傲。康巴什新区整体作为“家”的意义被嵌入在一个放松、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

同时，与之前研究的发现一致，作为对“鬼城”话语的回应，一些主城区居民和原本就世代生活在康巴什的失地农民一样，会有意识地拒绝这种污名化，排斥这种来自“局外人”的质疑。当居民遇到不真实和负面的评论时，他们会为自己的家辩护。许多居民真诚地将康巴什视为一个需要保护的有意义的地方，避免任何贬低它的言论。就是在居民情感边界的显现与消隐中，居民逐渐建立起对康巴什作为“家”的情感认同。

结论

本文通过对媒体话语进行回顾和研究，考察了把康巴什新城作为“家”的主城区居民的空间实践和体验。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媒体对中国新城镇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评估。新城镇并不是均质的或一元的城市空间，而是在历时性的以特定方式满足居民对住房条件、环境、教育和社区生活的要求。

“家”是社会可持续性的来源，这种可持续性在迁移与流动中表现得最明显。文章批判单一的从宏观政治经济角度出发考量中国新城镇发展的观点，认为新城镇的可持续性不仅仅取决于城市发展模式或资本积累周期的持久性。更重要的是，在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否能够应对并适应新的社会空间生活模式，并逐渐形成社区和地方依恋。

资料来源：华南文化地理人

本期编辑：毛雅倩 常贵蒋 芦志霞 徐晓凡

审核人：任宇飞 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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